你仇富是因为富豪真的有错

我希望中国富豪能按照企业家的标准，重塑自己的形象和企业的气质。富豪之所以在人们心目中总会有点不良联想，责任主要不在“仇富文化”，而在自身过错。希望中国富豪向企业家方向进行自我超越，而不是走权贵化、套利型这些老路。你仇富是因为富豪真的有错没有想到，“反思中国富豪十大错”的1.3万字长文在上周引起那么大反响，至今余波未了。我一直相信“文章本天成”，假如一篇文章有影响，那不是作者的功劳，只是他碰巧在一个恰当的时点触动了社会心理。在这种心理如滔滔江河般奔涌而出前，她似乎只是被寄存在时空角落的一件普通物品，被作者集体遗忘。又或许，她像是一年年越结越厚的冰山，作者习以为常，不曾想过去钻探。“我们需要的书，应该是一把能够劈开我们心中冰海的利斧。”天才小说家卡夫卡说过。我远无利斧之功，只是个恪守中道的读书人。我也没想到文章上线这几天，刚好出现了徐明离世、郭广昌失联这样的突发事件。而在互联网舆论场中，不相关的一旦变成相关，就会风助火燃，欲休不得。其实，我只是认真说出所思所想，一吐为快，浇心中块垒，和徐明、郭广昌这样的个案毫无关联。既然已经无法置身世外桃源，索性就把这方面的思考合盘托出。可能浅陋，也可能偏颇，但我之所写，句句都是心里话，不虚饰，不造作。王阳明说，此心光明，夫复何言！我想我说清楚了，但好像又没有说清楚。我批评富豪的错，但我并不愿意他们的企业受到影响，因为这些企业同样是中国经济的脊梁。拿郭广昌来说，从我们有限的来往看，他是一个相信中国未来的企业家，复星对外投资的目的也是希望将国际品牌的中国业务部分做大，因为中国就是未来全球最大市场。他到底有没有、有多少问题，我相信法治的结论，但我同时也相信，我们的政府绝不会对这样一个有3500亿资产的大型民企，仅仅因为要核实创始人的个人问题，就随意处置。可能朋友们会问，你到底是什么态度啊，到底在哪一侧？我想到2008年采访柳传志时他的两段话：“我是个企业家，企业家要实实在在说话。我不是说现在的政策、市场环境都好得不得了，不用改了。要改。比如说，我认为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方法，不是把先富的兄弟‘拉低’，而是要让穷的兄弟挣更多的钱，帮助更多的农村人口解决就业问题，变成城镇人口，进而拉动消费，形成正向循环。还有激励机制的问题，如果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没有好的激励机制的话，对企业发展是不利的。而现在社会上过于关注他们的收入，高一些，网上就骂，而不去考虑他们的责任和管理的资产的价值。”“(历史上)政策风险的产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策法律，比如税法、海关法、外汇政策等，是在不断地演变、完善。(对同样的行为)人的眼光、角度、好恶的不同就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论。即使我们极其小心地、战战兢兢地处理各种敏感问题，也照样有可能导致锒铛入狱的结果，如果再有人死盯住你不放，不断从工作中找出各种上纲上线的毛病，那么企业的领导人只有两条路，要么辞职，要么就任何事情都不要做，和企业一起坐以待毙。”那次见面，我和柳传志谈的很深。他说，联想也给客户包括政府机关送过礼，但完全是为了公司的发展。他的底限是：坚决不做邪恶的事，坚决不官商勾结，坚决诚信。所以创业之初，他就下决心不走“一靠批文，二靠拿平价外汇，三靠走私”的旧路，到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大为兴旺、“炒地诱惑”袭来，他又坚持“不赚不长本事的钱”。柳传志和联想走的是正道，正道光明，终能无畏无愧的康庄大道。柳传志还对我说，不久前一次企业家的聚会上，几位民企领袖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一名官员提对《劳动合同法》的意见，语气中颇有微词和嘲讽。他前面已经发过言，最后又主动要求再发言。他先是平衡两边的立场，“《劳动合同法》的立意是好的，方向是对的，同时也希望政府在具体操作中听取企业的意见。”等到官员离场而去，他脸色一沉：“大家有意见就好好提，但你不要觉得自己就怎么怎么了不起。你不把政府当回事，不把官员当回事。要是以后还这么开会，我先表态，我不参加。”全场肃然，继而称是。今天回想7年前的情景和文章，如果中国的富豪能够早点像柳传志所说的，“你不要觉得自己就怎么怎么了不起”，可能我就不需要写反思录了。上世纪40年代，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《公司的概念》一书中写到，美国商业社会的特征，不仅由大公司的组织形式、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决定，还将由第三点因素决定，那就是：大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我们的社会信仰和希望。回望中国改革开放37年，有很多中国企业家的名字进入了“实现了我们的社会信仰和希望”的名单中，柳传志只是其中之一。不要那么悲情，我的民企朋友们。如果你努力为社会创造价值，努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信仰和希望，监狱和你无关，相反，你会走在行使庄严权利的道路上。如果你知道今年全国的“两会”，2014年胡润百富榜前100位中国富豪中，有“两会”代表、委员36人(全国人大代表15人，全国政协委员21人)；如果你知道，按照今年10月新出炉的《2015胡润百富榜》，中国十大富豪(因第十名并列，实际为11人)中，4个是全国人大代表，5个是全国政协委员；“两不是”的马云[微博]，2013年10月31日参加总理座谈会时说“民营企业家希望得到政府更多的信任”，李克强当场表态，“今天把你请来座谈，就代表着我们的信任。对民营企业家，政府不仅信任，还要依靠！”中国富豪十大错应当反思，但中国富豪中有牢狱之灾的，按比例来说其实很低。如果做一个不恰当的对比，周永康、薄熙来、徐才厚、郭伯雄之类的问题使得领导人出事都有一定概率了。所以不要动不动就渲染“富豪都在去监狱路上”的悲情，这与事实不符，也误读了广大民企富豪们。悲情不是中国富豪的宿命，开启中国经济新的以创新为灵魂的大场面，才是你的责任和使命。“政商二分”只能假设，中国“双经济人”体制的现实如果说悲情不是中国富豪的宿命，那就意味着，中国必须建立起一种新政商关系，使政商之间既良性互动，又各归其位，使我们的每个官员和每个商人都能活出尊严、活出价值，轻装上阵、大步向前，彼此尊重又和而不同。而不是像昨天，在一种说不清、道不明的关系中纠结到死，一阵是共谋共荣，一阵是一损俱损，一阵是形同兄弟，一阵是各怀鬼胎，走到最后，贪钱再多的官员也难找安枕，财富再多的富豪也心有余悸。在我看来，中国要真正建立新政商关系，从宏观思维上必须跳出非此即彼、政商二分的分析框架。所谓“政商二分”，就是在政商间确立一个清晰的分界，“上帝的归上帝，凯撒的归凯撒”。这里最著名的格言就是“哪里没有财产权，哪里就没有正义”(哈耶克)，“风能进，雨能进，国王不能进”(老威廉皮特)，被引用最多的章程就是1215年《大宪章》在国王和贵族间划定的原则，最通俗的说法就是“政府管的越少越好”。从学术上，我也认同上述原则，但25年媒体工作的经验，使我越来越觉得，“政商二分”是基于对“完美环境”的假定而来。按照这种假设，政府只负责制订公平的游戏规则，当好裁判，是谓“政府善治”；企业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，不断创新，提高管理水平与核心能力，是谓“企业良治”；包括消费者在内的社会成员和中介服务组织，自主负责，有效协调，是谓“社会自治”。三治兴，则国家兴。然而，无论历史还是现实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完全实现上述假设。按照这种非此即彼的政商关系框架，我们会觉得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，甚至会有无望之感。首先，从历史看，封建专制、集权的大一统背景下，商人没有真正独立的地位，只能依靠和攀附政治权力，从而换取权力认可的生存空间和营商自由(freedom of entrepreneurial entry)。乾隆年间的大盐商江春说过一句话，“奴才纵有金山银山，只需皇上一声口谕，便可名正言顺地拿过来，无须屈身说是赏借。”挣得再多，最终也可能不是自己的。其次，因为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全面移植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管制模式，我们的各种权力之手习惯于无所不在地挥舞，习惯于对微观主体的自主经营进行“关怀”、“指导”和命令式干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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